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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人“胖”就要多讀書!多賺錢也行!代謝綜合征緩解與這些社會經濟因素相關

    2021-11-16 11:31:15梅斯醫學
    核心提示:INT J BEHAV NUTR PHY:理解成人代謝綜合征緩解的社會經濟差異:健康行為的中介作用是什么?

    代謝綜合征(MetS)是一組相互關聯的癥狀,包括腹部肥胖、血甘油三酯升高、血液高密度脂蛋白(HDL)膽固醇降低、血壓升高和空腹血糖升高;這些癥狀都增加了心血管疾病(CVD)發生風險和全因死亡率。在歐洲成年人中,有10-30%患MetS,這個數字預計還會上升。低社會經濟地位(SEP)的個體患MetS的風險更大。然而,人們對SEP在逆轉MetS方面的差異知之甚少。

    SEP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,指個人的文化、經濟和社會資源。文化資源包括與健康和健康促進有關的行為價值觀和規范、知識、態度、信仰和技能,在健康研究中,通常通過教育成就進行估計。經濟資源是指可用的物質資產,通常按收入統計。社會資源被認為有助于獲得醫療保健,通常是通過職業聲望來衡量?紤]到SEP的多面性,厘清哪些方面與MetS緩解最密切相關,可以為緩解MetS提供關鍵方向。其中健康行為可能是一類重要因素,因為巨大的SEP差異與這些行為有關。高SEP的個體通常表現出更健康的行為,而這些行為又是MetS緩解的重要因素。

    本研究旨在:

    首先,在有大量參與者樣本的縱向研究中,檢驗SEP在MetS緩解方面的差異。其次,檢驗SEP最顯著的指標(教育,收入或職業聲望)與MetS緩解的關系。第三,研究健康行為(體育活動、吸煙、酒精攝入和飲食質量)在MetS緩解中SEP的中介作用(圖1)。

    本研究覆蓋的16818名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53.4 (SD 12.1)歲,其中48.5%為女性(表1)。完成中等職業教育或以工作為基礎的學習人數最多(27.8%);平均家庭凈等價收入為每月1563.3歐元(561.3 SD),平均職業聲望為41.7歐元(13.3 SD)。一半的參與者遵守了體育活動的規范;大量的人過去吸煙,酗酒,飲食質量適中。SEP指標之間的相關性從低到中等(教育年限與家庭等價收入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:0.34;教育年限和職業威望:0.50;家庭等價收入和職業聲望:0.34)。

    在平均3.8年的隨訪后,42.7%的受試者MetS緩解。更具體地說,MetS由五個指標組成,至少達到三個指標,即滿足MetS診斷。大多數參與者(73.8%)基線時有三個MetS指標;在這些參與者中,50.5%的人在第二次評估時有兩個或更少的指標,表明MetS緩解(補充表4)。

    受教育年限越長,MetS緩解的可能性越大(OR 1.04, 99% CI: 1.02-1.06)(表2)。家庭收入較高的個體也表現出較高的MetS緩解可能性(OR 1.01, 99% CI: 1.00-1.02)。然而,當職業聲望被用作SEP測量時,我們觀察到與MetS緩解無關。

    為了厘清教育年限和家庭同等收入對MetS緩解可能性的影響,研究中觀察了一個幾乎在各方面完全平均的個體(女性,44歲,隨訪時間3.8年,教育程度12年,家庭等價收入1600歐元,職業聲望44歲);分別改變了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等價收入(圖2)。

    關于教育:教育年限6年的參與者MetS緩解的可能性為38.9%(99%CI: 35.3-40.5%) ,如果模型中所有參數都相同,只有教育年限變為16年,MetS緩解的可能性增加到47.1%(99%CI: 44.6 -50.0%)。

    關于收入:一個參與者的家庭平均月凈收入為1250歐元,MetS緩解的可能性有41.9% (99% CI:(40.7-43.2%)) ,然而如果模型中的所有參數保持不變,只有家庭等價收入變為3250歐元/月,MetS緩解的可能性增加到47.0% (99% CI: 42.8-51.3%)。

    與職業聲望較低的參與者相比,職業聲望較高的參與者更常進行體力活動(表2,路徑2)。受教育年限較長的參與者目前吸煙的可能性較小,飲食質量較差的可能性較小。同樣,家庭等價收入較高的參與者飲食質量也較高。不管使用的SEP方法是什么,SEP較高的參與者不飲酒的可能性更小。

    最后,不進行體育活動、目前吸煙或飲食質量較差的參與者更不可能出現MetS緩解(表2,路徑3)。有趣的是,不喝酒的參與者MetS反而更不可能緩解。

  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參與者MetS緩解的可能性更大;11.9%的相關性是由健康行為介導的,其中飲食質量的影響最大(5.3%)(表3)。高收入的參與者也有更大的可能性緩解MetS,但這種關聯不是由健康行為介導的。職業聲望與MetS緩解之間的直接聯系并不明顯,這表明健康行為并不存在這種聯系。

    綜上,本研究發現教育和收入都與MetS緩解有關,而職業聲望則沒有。一個平均家庭平均收入為3250歐元的參與者,比一個家庭平均收入為1250歐元的參與者,MetS緩解的可能性高出12%以上。而受教育年限是一個更為重要的決定性因素:對平均參與者來說,總共16年的教育比總共6年的教育MetS緩解可能性高出21%。

    研究結果提示SEP作為一個多維概念的重要性,因為不僅教育,收入也與MetS緩解有獨立關系。由于教育程度的差異大于收入和職業聲望的差異,本研究提示文化資源、行為道德價值觀和規范、知識、態度、信仰和技能在MetS緩解的不平等分布中起重要作用。

    這項研究的結果可能對研究人員、政策制定者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有重要的啟示。研究人員應該意識到,在觀察社會經濟健康差異時,不僅要考慮不利健康結果的發展,還要考慮其緩解情況。此外,研究人員應該意識到,健康方面的SEP差異可以受到教育、收入和職業聲望的不同影響;因此,每一項都應該單獨考慮。未來的研究應該集中在一些可變因素,以及聯系SEP和MetS緩解的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:健康素養,自我管理,感知困難,社會經濟、弱勢群體的生活條件等。

    總的來說,根據本項大規?v向研究可得出以下結論:與 SEP 較低的個人相比,SEP 較高的個人更經常經歷 MetS 緩解。其次,教育和收入與MetS的緩解有著不同的關聯,但職業聲望根本不相關。第三,受高等教育的個人更經常經歷MetS緩解,主要是因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個人更有可能有更健康的行為。最后,收入較高的個人也更經常經歷MetS緩解,但與他們的健康行為無關。

    原文來源:

    Hoveling et al. Understanding socioeconomic diferences in metabolic syndrome remission among adults:what i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alth behaviors?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 (2021) 18:147

    https://doi.org/10.1186/s12966-021-01217-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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